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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中华讲师网-阎学通:中俄“结伴”应对美国战略压力
2016-10-14 4006

 2016年6月25日至26日,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共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等四项联合声明,被认为是中俄“结伴不结盟”关系向前推进的重要一步。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中俄间的这种战略合作的推进,美国压力是唯一因素,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促成中俄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今天。


  中俄为何要结伴


  中国新闻周刊: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多次用了“个别国家、某些国家”,对其进行批评。对于这种就差直接点名批评的表述方式,你觉得意外吗?


  阎学通:这个表述并不意外,这也不是第一次。在6月初刚刚举行过的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的发言中也说“某国”,其实指的就是美国。孙建国是代表中国政府,不是代表个人。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以前很多官方的发言和表态都使用了这样的方式,不用直接点名的方式,以某国来代替。


  这次中俄共同发布的四项声明中,舆论最关注的就是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对于这项声明,我想说两点:


  第一,“不针对第三方”,这是15年前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里明确提出过的。以不点名的方式来针对某一国家,是否属于针对第三方呢?这是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我自己认为这样的表述不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而是双边关系的性质问题。


  第二,中俄双方认为战略稳定不只局限于军事领域,还扩展到了政治领域。结合前面不点名批评“个别国家”的表述,会给人一种印象,这份声明不是一个军事同盟间的声明,但它是类似于政治同盟的声明。


  中国新闻周刊:中俄现在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被认为“结伴而不结盟”,结伴和结盟之间有实质区别吗?


  阎学通:结伴是从不结盟到结盟的转变过程的一个过渡。结伴,意味着开始向结盟接近。今天,中俄没有达到军事同盟的水平,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出“当一方陷入战争时,另一方自动卷入战争”。所以我认为,它还不是一个进攻性的军事同盟。


  不过,同盟本身,也划分为不同类别和等级,比如进攻性同盟、防御性同盟、协作性同盟、中立性同盟、互不干涉同盟等。如今的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是针对美国采取共同战略协作的政治同盟。


  中国新闻周刊:中俄为何现在“结伴”?


  阎学通:客观上,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利益需求不断上升。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和美国综合实力差距缩小,决定中美之间战略对抗会日益严重,战略摩擦会日益增加。中国需要得到俄罗斯更多的战略支持,俄罗斯在欧洲方面面临美国的战略压力也处于增长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在不断地扩大。


  中国新闻周刊:“结伴”和经贸上的合作有没有必然联系?


  阎学通:没有必然联系。两个国家经济合作非常紧密,但两国可以是盟友,也可以不是盟友,甚至可以是对抗国家。反之,两国可以在经济上没有任何合作,却照样可以变成军事盟友。


  中俄贸易往来的数额不大,对两国的战略关系没有实质性影响。中俄战略合作建立在面临美国战略压力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美国的压力,中俄之间的贸易合作不论达到什么水平,都不可能发展到类似于政治同盟的关系。一个很好的反例是:中日经济合作水平远高于中俄,但中日不仅不是战略盟友,而且相互敌对。


  中国新闻周刊:中俄“结伴”,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因素倒逼的?


  阎学通:美国压力是唯一因素,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促成中俄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


  结盟或不结盟都是手段,与意识形态无关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提出“一个富裕且强大的国家的结盟”问题,能解释一下?


  阎学通:我曾经提出中俄之间要结盟。对于结盟,有两点需要澄清:


  第一,结盟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和维护结盟者本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两国友好。中俄结盟有利于维护中俄各自的战略利益,但不必然就促进两国间的所谓“友谊”。现在很多人反对中俄结盟的理由是“即使结盟也不会友好”。这种说法是误解了结盟的本质。事实上,两国间“友好”与否,与两国间是否“结盟”没有必然关系。譬如,二战时期苏联和英国并不友好,但同样结盟,共同利益是战胜纳粹德国。可见,在“不友好”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实现“结盟”的战略合作。把结盟理解成为必须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或必须以促进两国友好为目标,这才是冷战时期的思维,不利于正确使用结盟这种战略手段。


  第二,同盟是一种外交手段,就像建立政党来治理国家一样,或者说像修车需要使用扳子或者螺丝刀一样。它是一种手段、方法、策略,没有意识形态、阶级、国别的性质,只是纯粹的一个方法。我们没有必要反对一个外交方法。回溯人类千年历史,封建主、帝王、资本家、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都普遍使用过结盟这种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但也有人说,结盟是一种冷战思维。


  阎学通:很多人把结盟理解成为意识形态的、带有阶级性的坏概念,说成是冷战思维,这是不合逻辑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苏联结盟,进行朝鲜战争,抵抗美国领导的盟军,双方都使用了结盟手段。二战期间,反法西斯世界组成军事同盟与法西斯同盟进行斗争,这也不是坏事。由此可见,结盟是种手段,本身没有好和坏的问题。


  我们过去提出的“同志加兄弟”概念无助于维护双边同盟关系,原因有二。第一,“同志”本身,是指意识形态一致。而意识形态一致与否与两国是否进行战略合作没有必然关系。如前所述,意识形态一致可以结盟,不一致也可以结盟。譬如,美国和沙特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完全不同,但同样可以结成军事同盟。现在日本在亚太地区搞意识形态同盟,但就是建立不起来。


  第二,“兄弟”之说也不准确。兄弟关系不意味着一定要结盟。这就好比家里的亲兄弟也未必一定会合伙做买卖。同理,跟我们友好的国家不一定非要和我们进行战略合作,如果相互间没有共同战略利益的话。这样就能理解,我们过去为什么没有处理好同盟关系:因为我们误把同盟的基础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友情上,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如果我们把同盟建立在共同利益上,并且不断扩大战略利益,那么同盟关系就会巩固。反之,如果战略利益消失,同盟也会随之瓦解。


  从本质上讲,不结盟也同样只是手段,不应该存在意识形态、好坏的问题。结盟与否本身都不存在好坏的问题。就像扳子和螺丝刀,我们不能说哪个好、哪个坏。它们只是工具,不同的时候能派上不同的用场。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国力较弱。因此,在当时的两极格局下,弱国采取不结盟的手段是有利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的。但是今天中国的实力地位已然发生了变化,加速崛起的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力量的一极,这次中俄联合声明以及对美国的不点名批评,就说明了安全领域两极化的形式已然凸显。明确这个大背景我们就能理解,不结盟的手段现在已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了,我们应该思考需不需要换一种手段,譬如结盟。这原本是件很正常、合理的事,然而现在结盟却被“污名化”了。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俄罗斯国内的发展遭遇到一些危机,有没有可能当某一天俄罗斯的危机解除了,中俄间的这种“结伴”关系也会变得松散和不稳定?


  阎学通:这种说法意义不大。比如现在英国国内有危机,导致法国、德国与之关系变得不稳定,但是不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和没有战略合作关系相比,显然前者好于后者。同理,中俄两个大国之间不稳定的战略合作,比两国之间没有战略合作,要好。


  今后两极化格局与冷战时期有性质上的不同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样的关系才算稳定的同盟关系?


  阎学通:战略关系的稳定与否首先取决于时间长短,其次是相互合作的程度。如果比较在国际事务中双边的合作,目前最紧密的是法国与德国。即使是英、美之间也达不到德法间的程度。如果以法、德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作为稳定的标准,那么美国与英国、日本的战略合作都属于“不稳定的同盟关系”。美国同日本的战略合作比不上法德关系的稳定度,美国就应该放弃美日同盟吗?


  中国新闻周刊:中俄的“结伴”有可能会导致美日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吗?


  阎学通:不管中俄关系是否“结伴”,美日同盟都在加强。虽然不能说中俄战略合作的推进一点影响都没有,但这种影响就是在90%的基础上再加上1%,边际效应并不大。美日同盟加强的前提是中国崛起。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2013年出版的《历史的惯性》中曾预测,在2023年世界会形成两极化格局。


  阎学通:2023年是比较有把握的。按照现在英国公投“脱欧”和中俄之间发布四项联合声明的势头来看,当时对2023年两极化格局形成的预测可能还是偏保守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说的“两极化格局”和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的区别是什么?


  阎学通: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它是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战略争夺。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阵营要在全世界推广共产主义价值观,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让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由来执政。而以美国为代表的阵营则竭力阻止共产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要扩大所谓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影响范围。这样就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如今,意识形态并不是中美双方争夺的核心,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两极化不会造成冷战时期的那种结果。把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上升为战略上的核心矛盾,对中国自己没有好处。即便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在各领域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中国仍然强调不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仍然要淡化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现在,只要中国坚持这个原则,不主动把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美之间的主要战略分歧,那么我认为今后的两极化格局就会跟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有性质上的不同。文革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不能拿意识形态指导国家的对外政策。


  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就是将“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原则写入党的文件。这是一种积极的、有利的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但中美间的战略竞争是存在的,其核心内容是什么?


  阎学通:内容很多。举个具体例子,网络安全主导权就是现在中美间的一个竞争领域。今天的网络主导权有多重要?相当于以前没有网络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战略核武器领域的竞争,相当于核时代之前大国间战略要地和战略资源上的竞争。而现在,谁控制了网络,谁对网络拥有主导权,谁就可能主导未来世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今后的军备竞赛也会成为网络竞争中的一部分。


  此次中国与俄罗斯关于协作推进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是一种防御性同盟,没有进攻性。它说明,我国的网络战略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然而,今后在网络占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将是拥有进攻能力且采取战略威慑的国家。反之,采取防御性战略的国家将无法主导网络。其根本原因在于网络主导权的形成基础是:网络对全球开放,供全世界使用,四通八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有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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