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做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戚戚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地，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清晨三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

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自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萤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母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慧。

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沈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清晨三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

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酝。

什么叫底酝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

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得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 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

梁漱溟在日本军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十五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

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

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十五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

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