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引领市场决定的智慧城市发展观

张靖笙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现代社会里，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中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挑战，比如教育问题、工作问题、治安问题、交通问题、生活环境问题等，如果不进行适当的规划和管理，迅速的城市化会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这些社会矛盾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和消除，城市会向不健康畸形发展而导致各种结构性的城市病，反过来影响和压抑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

      而我们分析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同的表现和场景下都可以看到背后是由于资源配置不平衡所引发的，很多时候是有限的城市资源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也有可能是由于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了大量不合理的浪费和闲置，因此，现代化城市需要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用信息来替代那些被浪费的物质，这是精益的理念，争取用最少的物质代价完成各项城市资源供给任务，再进一步从根本上变革城市的建设、运行、管理、服务方式，通过持续的创新，使得城市生活更加智能化和便利化，针对市民越来越多样化的城市生活需求提供更多创新性的城市生活体验。

      我国过去的城市管理方式是典型的集中式行政主导的组织管理方式，城市政府扮演一个大家长+大管家的角色，作为大家长，城市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基本是市政府说了算，而作为大管家，又要为市民的吃喝拉撒睡负责，正是这种政府在城市生活中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大包大揽，造成了各地城市建设浓烈的官僚文化，城市发展唯领导意志，市政建设以领导满意度为中心，所以很多地方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沦为形象工程，除了一些局部的城市区域搞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但大部分的市民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而落到智慧城市的信息系统建设，虽然雷声很大，可成效却远远没有达到前期概念炒作的愿景，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曾跑过全国多个大中城市，虽然也见到到处都贴着智慧的标签，但是很多地方所搞的电子政务信息化还是非常传统的MIS(管理信息系统)模式，除了大言不惭地冠名“XX智慧系统”，实际功能和技术上还是三十年前电子化的水平，还是MIS那种录入-存储-查询的简单技术套路，要录入的数据项目是越来越多，可是录入采集后的数据也只是实现了一些简单查询或者统计分析功能，连多维分析(OLAP)都很费劲，更不要说搞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了，这样的数据应用水平离人工智能的门槛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又何谈智慧呢？更进一步来说，很多城市虽然投入了不少钱搞了很多信息系统，可惜并没有变革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也没有建立数据驱动的新型城市治理机制，所以城市治理能力并没有伴随电子政务信息化而产生质的飞跃，正如2016年10月9日《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上的讲话》所要求的，“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智慧城市中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只是支撑手段，能不能够通过这些技术的支撑形成一种融合、跨越式、协同的新型城市治理方式，才是实现智慧城市的真正目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活动有所谓“两只手”的说法，一只是“看不见的市场手”，另一只是“看得见的政府手”。如果政府“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不住的手”，干任何事都要经过报批，进行一项投资、开一个厂、办一个公司都必须经过很多行政部门审批，这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容易挫伤人们创业的积极性。要缩回不该伸的“手”，就必须使市场在整个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行政审批的“终极”决定作用。今天我们发展智慧城市，也要遵循这个重大理论观点来分析智慧城市的发展愿景和价值观。

      关于智慧城市的发展愿景，我认为使市场在各项城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起码可以作为建设智慧城市的一个必要条件。过去的政府对城市公共事务大包大揽可以看成是一种中心化和集权式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今天的城市更强调的是价值多元性和文化包容性，中心化和集权式的资源配置方式明显无法跟上网络时代的这种价值多元化的潮流，所以对于各项城市资源配置决策行为用分布式取代传统的集中式处理，以更公开透明的方式响应城市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是全球城市治理的变革方向。俗语说众志成城，而在中国，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城市中，政府“看得见的手”往往伸得过长，导致广大市民都被政府这个大家长“照顾”惯了，城里面的政群关系、政企关系实际上就还是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以来的官民关系，由于普通市民在城市公共事务中缺乏有效的话语权和监督权，结果各地方普遍出现了政府管大家，百姓顾小家，政府大包大揽却导致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广泛缺乏，甚至官民关系还沦为了猫抓老鼠的游戏，很多矛盾也没有得到正确的疏导，反而是通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维持表面的平衡，这样的城市文化土壤又如何能集聚各方力量共谋城市更智慧的发展呢？

     从这个层面来看到底什么是智慧城市，很显然就不能仅看成是云大物移智方面的技术应用问题，而是市民意识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今天的技术已经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大量各种类型的数据，而能不能真正释放大数据的价值却最终取决于政府和广大市民的认知、行为和情感态度，我认为，缺乏广大市民参与的智慧城市建设终归是不彻底的，如果智慧城市信息系统的使用者仅限于政府内部的用户，那么只能看成是一个升级版的电子政务系统，因为并没有改变集中式行政主导的组织管理方式，智慧城市的应用也就沦为大数据版的领导信息决策支持系统，唯领导意志和以领导满意度为中心组织系统开发，并不能给市民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当然也就不会感觉到城市是不是更智慧了。

     而怎样做才能到智慧城市呢？我认为也还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挥什么作用？发挥引领市场围绕智慧城市各种场景化应用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建设工作，政府的引领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今天中国还处于一个快速城镇化的进程，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入城”，造成对城市各项资源需求也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大量基础性的市政工程都是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工程，如果现在政府不承担“造城”的主攻力量，则很可能基础不牢而给后续的城市建设带来巨大隐患；智慧城市也是一样的，智慧城市上的应用也需要依赖强大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撑，没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承载，大量增长的城市各项大数据资源也就没有采集手段和存储容器，所谓的智慧城市应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外一方面，智慧城市不仅仅是一堆要建设的系统，而是一个可以自我成长自我发展的生态系统，从大数据产业的角度，智慧城市本质上就是大数据产业的具体呈现，再说得直接一点，智慧城市应该就是关乎各方面城市生活服务的大数据应用市场，企业信息化或者家庭信息化管的都是小家的数据，而只有智慧城市是要用关系到大家利益的社会化数据，所以今天的大数据应用，本质上也应该是服务大家的社会化应用，那些服务大众的大数据资源，政府很有必要从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加以治理和管控。这里就涉及到所谓的数据开放运动，因为从全世界来看，这种环境性全民性的大数据资源的采集源头还是在政府，而目前我国政府仍处于数据开发和应用的初级阶段，公众可以访问的数据价值有限，正是由于基础性的大数据环境还是要依赖政府的数据开放，政府在用大数据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的同时，还需要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培育大数据应用企业，繁荣大数据市场。

      所以，建设智慧城市，政府既不能大包大揽也不能放任自由茫无目标，政府一方面要做好智慧城市长远的发展愿景和路径规划，另外一方面政府在提升自身数据资源治理能力的同时，也要持续开展对城市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工作，这样大数据产业的市场化发展才有可靠的数据水源和肥沃的发展土壤。如果我们把智慧城市的信息化应用体系看成是一个大数据生态森林，那么政府就是负责保护森林水源和土壤环境的护林员，当然由于当下我国很多城市的大数据产业土壤还很贫瘠，政府自己也要带头植树造林，独木不成林，只要生长的树木越来越多，反过来才能有效改善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水源和土壤。

      使市场在大数据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这是我认为现阶段中国最适合的智慧城市发展观。

（本文成稿与2018年11月3日，如需要引用请声明本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