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三个政策阶段

（赵晓 岳安时）

中国2000年以来大力发展重化工业，2005-2007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攀升，且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增速亦始终维持在30%以上，产能扩张的速度远远高于需求扩张的速度，致使如钢铁、水泥等行业形成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四万亿”非但没有缓解这种情况，反而使其更为严重。2009年国家确立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六个行业为产能过剩行业，并以此进行了一定程度整顿。

时至今日，似乎此前的这些行业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扩张大于需求将会导致当期生产物品无法销售从而形成库存，库存持续攀升则说明产能过剩严重。我们可以用工业企业产成品累计增速作为判断库存水平的指标，那么对于本轮库存周期来讲，笔者大体的观点是目前仍然处于中上游行业被动补库存、下游行业主动去库存的阶段。以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工业企业产成品累计增速看，今年5月份的增速和金融危机时期库存积压最严重的2008年底水平基本相同，也就是说，虽然2009年“四万亿”计划使得库存水平出现快速回落，但随后释放的新增产能又快速带动库存回升，使其从2009年至今形成了十分明显的“V”字形变动。

具体来看，基建投资增速2009年初开始直线式上升，随后年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开始持续攀升，累计同比在1年以后曾达到近40%的高点，彼时“基建”和“地产”双轮驱动才使得库存显著下降。然而对当下来说，一方面中央短时期再出台如此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房地产受到持续调控影响，同样不可能再有力驱动投资，因此两方面原因使得库存的消化都不会比2009年要快。

从今年的经济增长形势看，出口不容乐观，国内消费同样乏善可陈，全年经济增速可能维持在8%左右的水平。今年以来的产出缺口转负，暗示当前总需求要小于总供给，这将降低市场出清的速度。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解决政策和产能过剩衔接问题，短期则仍然只能从需求层面入手；中期则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改善供给；长期则必须以产业结构的转型来解决。

首先，从短期稳定经济增长层面来讲，“三驾马车”中依然需要靠投资来起到“稳增长”的作用——这里的投资具体则是指基建投资。我国的投资主要分为基建、企业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三大部分，相对与企业的更新改造投资而言，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而言不会造成产能过剩问题。事实上，自今年3月份以来，基建投资增速已经开始出现显著回升。近期长沙推出的8292亿投资计划夺人眼球，市场感慨一个地方版的“四万亿”似乎正在悄然启动，并以此对产能过剩再度产生了担忧。但详细浏览该计划，可见其中近八成基本均为基建、片区改造等城镇化建设投资，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而言，城镇化仍然是“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其建设的主要任务。此前发改委公布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也强调：“继续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构建适度超前、功能配套、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可能使其有所掣肘的是融资问题，“四万亿”使得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坏账风险增加，毕竟如长沙这类拥有较好资质的城市在中西部仍是少数，因此可能需要政策未来进一步有所倾斜。此外，在近年我国持续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城市基础设施的落后使其危害性被无限放大，因而相关基建投资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十分强烈。

综合上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一条道路是有倾向地基础设施建设——倾向于民生工程和倾向于中西部，短期而言可以遏制经济下滑态势，而长期而言则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基础所在。

其次，中期讲，解决产能过剩要加速淘汰落后产能。今年6月份，工信部公布了淘汰落后产能的炼铁、炼钢、焦炭等19个行业中的第一批企业，并要求力争在今年9月底前全部关停名单中所列企业的落后产能并确保在年底前彻底拆除淘汰。可以预见的是，淘汰落后产能并非一蹴而就，未来随着更多企业的公布和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可能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亦将伴随着中国去重化工业的进程的展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发改委今年连续审批通过了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等钢铁基地项目，从项目看，新建产能规模均大于压缩规模，以防城港项目为例，建设规模为年产铁850万吨、钢920万吨、钢材860万吨，而累积压缩粗钢产能则仅为1070万吨，这就意味着未来项目建成投产仍将会在当前基础上形成新增产能。笔者认为，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亦要严控相关行业的新增产能，尤其是如钢铁这类本已产能过剩十分严重的行业。

最后，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层面上，中国未来将走上去重化工业道路，即出现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稳中有降、第三产业占比稳中有升的格局。而这一过程亦将伴随着中国从投资和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上，从而延续中国经济中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以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变模式看，50年代到70年代间，重化工业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汽车、机电产品等迅速发展，同时GDP增速也维持较高增长；70-80年代，日本跨过刘易斯拐点，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开始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开始上升，同时GDP增速也开始逐步下台阶；80年代至今，日本第三产业则开始迅猛发展，同时第二产业占比也持续稳中有降。不仅日本，美、英、德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均遵循了这一产业结构变迁规律。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时，企业容易获得贷款，同时自身有扩张产能的冲动，导致产能扩张超出了潜在需求，这样当经济景气程度回落时，就易于形成库存积压。加之如钢铁等行业存在难于停工的特殊性，就更容易严重过剩。因此，考虑到积重难返，产能过剩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笔者认为，通过短期逆周期政策的适当调节，并加大中期整改力度，长期而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是彻底解决这一顽疾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