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刻在康德的墓碑上。马丁·路德·金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

中国社会的道德不稳首先体现为企业家的道德不稳。冯仑说:在中国，钱永远不如道德更有力量，因为挣钱也就几十年，道德伦理则存续了几千年。他用一贯调侃的语气写道:“在欧洲，一个有钱的家族300年后还在。第一代干的坏事，第二代改一点，第三代改一点，最后都变成社会的道德楷模了。中国基本没有第二代就完了，而第一代人从无到有在道德上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的记忆中，有钱人在道德上都是有问题的。”

很多人对亚当?斯密的“利己心”之说都是一知半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重商主义刚刚兴起，人们需要通过交换来改善生活，斯密的意思是出于自利目的自由交换能够增加福利。值得指出的是，斯密对“人人自私就可以带来一个和谐的社会”并未持坚定的信念，所以后来他又写下了《道德情操论》。书中，斯密提出了一种美德叫“合宜性的同情心”，这种美德取决于我们推己及人的能力。

我听到很多房地产商其实最喜欢把利润最大化挂在嘴边，企业在营销过程中，无不多方精密求证最大化利润的可行性。也许我们不能苛求开发商们把房子卖得便宜些，以便购买方都能够承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开发商在定价及营销策略中，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真正为购买者服务，而是通过生产与销售以求最大化的利润。

万达的“瘦身钢筋”事件，知悉者很少，施工方偷工减料，原本应该用8毫米的钢筋，实际只有6毫米。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工程质量问题，竟然没有得到持续性的关注，显然，企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舆论公关。这是我国企业应对危机时最常用的手法，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算是公关成功。但是，这并不能表明瘦身钢筋问题本身就已经得到解决。

对于企业来说，遵守商业人伦是它的义务，而设身处地地或有限度地考虑到它所服务的对象，包括价格适中、品质优良，等等，才是它的美德。许多房地产商是缺乏这种美德的，甚至连起码的责任也大有缺失。譬如一些开发商唯利是图，他们所开发的建筑的容积率之高、密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这种开发模式，对城市来说，完全是一种破坏，宜居价值极差。应该说，一个企业的求利动机如果不接受基本的商业伦理的检查，其机会主义几乎不可避免。

而且，作为一种组织和机构，大公司在现代政治生活和商业生活中，常常扮演着个人无法企及的角色，如果没有一些道德自觉，不受节制地追求利润，其最终很可能成为为少数人谋利而损害多数人的组织。所以，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对大公司提出警告，并警惕大公司力量的与日俱增。

在著名企管专家钟灵山老师看来，如果企业唯利是图，背弃商业伦理与道德，这样的企业是无法长久做下去的。做企业要讲信用、诚恳，不能光顾着自己的利益。在笔者的课堂上，我将商业伦理具化为“三品原则”：品质、品牌和品格。还把中国的商业伦理关系，即企业（家）与政府、股东、合作伙伴、员工之间的关系，比作中国传统的“五伦”。但双汇的做法，连商业伦理的底线都没有守住。

美国安然事件带来了主流商业世界的震撼：一直来被大家视为无关紧要的商业伦理课程重新被各大著名商学院引入。更重要的是，对申请MBA的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可以造假。这可对中国学生提出了一大挑战。因为中国留学生造假本事让美国各大商学院防不胜防。中国的学生可以跟大学教授串谋，可以给红包搞掂开成绩单的人。他们却不知道，MBA的培养目标是未来的经理人，未来的经理人必须是具有良好道德底线的人。如果成绩都可以造假，那么有天财务报表也可以造假，不久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安然吗？

学校教育中，商业伦理几乎是一个空白，即使是商学院，也更多强调战略、经营、管理等，商业伦理仅具有形式象征性。著名企管专家钟灵山老师表示，蒙牛、伊利的这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让我想到一个异国的老人，他已经逝世60多年——圣雄甘地。在上一个世纪，面对苦难的印度，他提出毁灭人类的“七宗罪”，其中有一条就是“没有道德的商业”。近些来，在资本的驱动压力下，中国企业越来来重视规模、利润，却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与企业相关或由企业直接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如各种问题产品、环境污染、矿难、非法集资、等。企业如果连最基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商业道德与商业伦理都难以保证，就更不用说履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员工、投资者、供应商、政府、社区等的社会责任了。

费正清就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进如张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经商称之为舍身喂虎。两千余年来，我们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工商运行体制，所以，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与之相呼应的，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学院讲授道德品行的学问，提出了ethikas（伦理学）这个术语，此后，伦理就成了与道德品行有关的概念。进而，把伦理的概念引申到商业领域就形成了商业伦理的概念。商业伦理是一门关于商业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商业伦理已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商业伦理研究的是商业活动中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及其规律，研究使商业和商业主体既充满生机又有利于人类全面和谐发展的合理的商业伦理秩序，进而研究商业主体应该遵守的商业行为原则和规范、应当树立的优良商业精神等商业道德问题。

研究商业伦理的目的在于，在商业领域中建立经济与正义、人道相一致的这样一种理想秩序：不仅能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而且能使商业起到激励和促进每个人满足需要、发展能力、完善自我的作用，并能将商业整合到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大系统中去。伦理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商业伦理是管理人员必须关注的大问题。著名企管专家钟灵山老师表示，但现实中，无论是在我们的职场生涯或个人生活，都很难做到为了一个正确的动机去做适合的事情。但困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尝试着去做，或者我们真的力所不能及。商业伦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以“正确的原因去做正确的事情”。研究和学习商业伦理学的基本方法可以依从以下线索：

1、从现实的商业现象、商业关系的事实入手，找到深层的商业伦理矛盾；

2、揭示和把握隐藏在商业伦理矛盾中的内在必然规律，以及合理的商业伦理秩序目标；

3、根据商业伦理规律和目标提出的客观要求，设计出能够调节商业伦理关系的社会制度，制定商业道德规范，以及相关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钟灵山老师的《管理哲学与商业伦理》课程切入儒学、佛学及主流西学等多元文化精髓，展开顶尖人文导师与企业员工的深层对话，拓展生命视野，提升精神境界与人文素养，塑造谦卑的商业人格，照见终极关怀；审视商业人文环境，唤起广大员工深埋的德性情感及对生命的无尽怜惜，彻悟“商亦载道”——从商亦如从文，“商者”，同样应承载道义、责任、使命与良心；推动商业伦理的重建，复兴商业社会之人文精神。

著名企管专家钟灵山老师认为，商业是互通有无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但是，这种活动却有可能对客户、消费者或自然界造成危害，进而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遗憾的是，目前笔者看到甚至有百年老店、著名品牌也在违反商业伦理，做出短时的行为，甚至民间有了：鳖精没有鳖，驴胶不含驴的说法。

不光是上面的传言，我前几日看报，还看到了一则“一滴香”的信息，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是一提到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就不由自主地谈法律漏洞，说违法成本太低，谴责执法监管不严等问题。这确实是问题所在，但法律和制度都是属于“补丁”的性质，事后救济的作用很大，但前置预防的效果却不理想。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我们要问，究竟这些商家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添加这些有毒物质，还是仅仅为了赚更多的钱？也许这是一个双向的恶性循环，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但当大家都这么做之后，就变成了迫不得已。如何避免这种恶性循环？仅靠事后的法律救济和监管，显然不能治本。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可以治本的东西，往往被我们忽视了，那就是商业伦理。

我们国家是一个缺少商业伦理传统的国家，古代长期“重农抑商”，近代又长期处于被被剥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放后我们又经历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一提到商业或商人，首先蹦出来的词语就是“无商不奸”、“无商不恶”、“商场如战场”，就是和短斤少两、以次充好、假冒伪劣、霸王条款、吃回扣、骗等联系在一起的。再看我们的家庭教育，商业伦理是完全缺失的，学校教育中，商业伦理几乎也是一个空白。即使是MBA、EMBA等专业的商业教育中，强调的最多的就是战略、经营、管理，商业伦理道德课也是缺席的，或者仅仅是象征性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钟灵山老师审视国内商业人文环境，通过一系列血淋淋的案例唤起广大员工深埋的德性情感及对生命的无尽怜惜，彻悟“商亦载道”——从商亦如从文，“商者”，同样应承载道义、责任、使命与良心；推动商业伦理的重建，复兴商业社会之人文精神。

我们也从许多500强外资企业的高管那里听到，他们员工入职的第一天就要接受的培训不是人事制度，也不是财务制度，而是“BusinessConduct”，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伦理”。而且，员工每一年都要接受商业伦理的培训并且签字认可。反观国内企业界来说，商业伦理的研究工作却相对滞后。现实中，无论是在我们的职场生涯或个人生活，都很难做到为了一个正确的动机去做适合的事情。但困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尝试着去做，或者我们真的力所不能及。商业伦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以“正确的原因去做正确的事情”。

但国外的企业一定就是遵循商业伦理的吗？不，就如同《华尔街》电影中讲的一样，贪婪——哪里都一样。我在美国的时候，跟美国的企业家交流，我说，你们卖的金融产品，你们知道它有问题，知道这个产品是有毒的，有毒的证券、有毒的产品，就像中国的牛奶有毒一样，但是你们还在卖，美国的次级债，中国买了3千万，你们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是不负责任的，本质上，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烧毁了全世界的房子。表面我们看到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在背后反映是美国的文化危机，背后是信仰危机，如果这个危机爆发，就是希望的衰退。我说这个金融危机是一场解难，首先是美国用有毒的金融产品来抢劫全世界，最后把自己有陷入其中。

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很多，我们发现制度不是万能的，这些年很强调制度，我们以为有一个制度就够了，我们也在试图希望制度完善，你学到大学四年就知道，制度不是完善的，市场制度从来不是完善的，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美国也没有，所以制度不是万能的，你不要想把制度渐渐完善了，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了，没有这种可能性。另外，经济发展要建立在制度与伦理相结合的根基上，市场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现在我看到国内的企业拼命做广告，鼓励人们买他们的产品，如果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来促销你的产品，有可能你能够获得更好的利益。比如我们知道的农夫山泉矿泉水，比如你购买我的矿泉水，产品里面的多少钱将作为慈善基金捐献给贫苦以后，他现在把企业营销作为慈善活动。你在买他东西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会产生多少利润，这个利润就归你，但不归你所有，但是你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进入慈善公益活动当中，他以此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这个企业把他所有的利润框架全部告诉你，而且你买他的东西最后利润跑到那里去了，你自己可以完全知道。这样的模式创新，将来会不会有前途呢？也很难说，我正在关注，当他的企业再往前做一步的话，一定会激发其他企业也会这样做。

目前，企业界发生的种种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案例都是表象，谭老师认为，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商业主体道德的提高，要求政府、组织和个人根据合理的商业伦理秩序去决策和行动。但这一点从我们的专家起就做的不到位，关于食品安全，我们的专家永远不乏雷人语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强化办公室主任陈君石：“三鹿奶粉事件，尽管病人很多，上万人，死掉了三到四个小孩。从公共卫生来讲，不是什么大事，远远够不上一级什么什么预案。我们每天由于肿瘤高血压而死亡的人，比这个多得太多”。无论是评价三鹿奶粉事件还是全球金融危机，总理都曾推荐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强调企业家要有“道德的血液”。俗话说，施恩必有福报。然而，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是——施恩奶粉公司的做法却违背了起码的商业操守。以德养生，以德养心，以义止利——中国传统经商文化的商道中人修身之本，或许能疗救施恩奶粉事件中已然破损的商业伦理。钟灵山老师表示，社会才是企业利润的真正来源。每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都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伦理是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伦理的灵魂和核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更是道德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先进的商业伦理为之做支撑。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会有序、有活力，才会低成本、才会安全，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扭转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心态，就必须正视我国商业伦理的严重问题。实际上，加强商业伦理建设，也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应有之义，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手点和突破口。